“总司令，我只有一句话——打下南京容易，守住南京难。”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听见窗外操场上新兵训练的喊杀声和电话机偶尔响起的铃声。总司令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目光重新落在这个风尘仆仆的将领身上。他注意到沈砚之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不太熟悉的东西——那东西在蔡锷身上有过，在黄兴身上也有过，是他们那一代革命党人独有的：明知道守不住，还是会去守。
沈砚之指着地图上南京周围的几处标注，声音平稳却掷地有声：“南京是长江门户，孙传芳虽退，但江北仍有张宗昌的十万直鲁军虎视眈眈。我们若只据城而守，不出三月必陷重围。唯有打过江北，拿下蚌埠，控制津浦路，才能把南京变成北伐的前进基地，而非困守的孤城。”
总司令沉吟良久，忽然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沈师长，你在日本留过学？”
“没有。卑职是在山海关跟洋人学的。”
“山海关？”总司令微微挑眉。
沈砚之平静地看着他，目光坦荡而镇定：“宣统三年，家父在山海关率乡勇起事，光复关城。我那年十六岁，扛着一杆土枪跟着父亲冲城门。后来父亲战死，部队被打散，我带着三十多个弟兄一路南下，投了程振邦的新军。再后来——跟着蔡松坡入滇，打护国，打护法，打到现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复述一桩与自己无关的旧事。但办公室里的空气却忽然变得沉重起来。总司令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层复杂的意味——有惊讶，有审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敬意。他终于明白这个看上去貌不惊人的杂牌军师长为什么能在枪林弹雨里活到今天，因为他从十六岁起，就在枪林弹雨里活着。
“何参谋，”总司令忽然开口，语气已经不再是刚才那副居高临下的调子，“沈师长的军需，今天之内必须到位。少一顶帐篷，我拿你是问。”
何志远在门口应了一声“是”，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他大概没想到这场召见会是这个走向。沈砚之站起来，朝总司令敬了个礼。转身走到门口时，总司令忽然又叫住了他。
“沈师长。”
“卑职在。”
“你刚才说，令尊战死在山海关。他叫什么名字？”
沈砚之站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但声音很稳，稳得像是山海关的城砖，被炮火轰过，被风雪侵蚀过，却还稳稳地嵌在城墙里：“家父沈云阶，生前是山海关绿营把总。辛亥年十月，率三千乡勇举义，光复关城。当月十七日，阵亡于九门口。”
总司令沉默了许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沈砚之面前，破例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总司令的手干燥而有力，掌心有常年握枪磨出的老茧。这个动作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以总司令的地位，他从不主动与下属握手。但他还是握了，而且握得很紧。窗外操场上传来士兵们喊口号的声响，一阵接一阵，像长江的浪涛一样拍打着这座古老的总督衙门。
“令尊是辛亥烈士。你是烈士之后，当得起我这一握。”
沈砚之出了总司令部的门，站在门廊下，抬头看了看天。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下雪。他想起十六岁那年，父亲在九门口把他推开，说了一句：“走！留着这条命，将来替老子多看几眼这天下。”他走了，父亲没走。他后来替父亲看了很多眼——看了清帝退位，看了袁氏称帝，看了护国护法，看了北伐军兴。每一眼都看得不容易，但他都看下来了。
何志远追上来，脸上带着不太自然的笑：“沈师长，军需的事，我马上去办。另外——总司令部晚上有个酒会，各界名流都会到场，总司令特别交代，请沈师长务必赏光。”
沈砚之看了他一眼，目光平淡，却让何志远莫名地缩了缩脖子。然后他收回目光，拉了拉肩上那件破旧的、带着洗不掉的淡淡血痕的呢子大衣，一步步走下台阶，走进金陵灰蒙蒙的暮色里。远处下关的江面上传来小火轮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像是在为这座即将迎来风暴的古城提前奏响挽歌。他没有回头，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薄薄的信纸，在寒风中又看了一遍，折好，重新塞回怀里那个最贴近心脏的位置。金陵雪落，故人已远；旧巷茶温，尚可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