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司令部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何志远跟在沈砚之身后，手里捧着一沓刚批下来的军需清单，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介绍晚间酒会的安排——哪些政要会出席，哪些名流会到场，哪位夫人点名要见一见那位“从山海关一路打到金陵的沈师长”。沈砚之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步子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军靴踏在石板路上发出均匀的笃笃声。何志远小跑着才能跟上，说到最后自己也没了趣，讪讪地闭了嘴。走到营房门口时，沈砚之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何志远没刹住，差点撞在他胸口上。
“何参谋，军需的事办妥了，这份情沈某记着。”他顿了顿，目光越过何志远的肩膀，落在远处总司令部灯火通明的楼宇上，“酒会我就不去了。替我转告总司令，沈某是个粗人，不善应酬，怕给革命军丢脸。”
何志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对上沈砚之那双不咸不淡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做了三年参谋，见过各式各样的将领——有贪功冒进的，有畏缩不前的，有借酒装疯的，也有借疯敛财的。但他没见过沈砚之这样的：明明是打了胜仗进京受勋的人，却像一块被冷水浸透的顽石，任凭你多少炭火围着烤，他就是不热。他只好点点头，讪讪地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沈砚之还站在原地，那件破旧的呢子大衣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在满街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映衬下，显得格外落寞。
孙保田从营房里迎出来，手里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师长，您那件呢子大衣该换换了，都穿了三年了。”
“还能穿。”沈砚之接过棉大衣却没有穿，搭在臂弯里，“老孙，去把马牵来。”
“师长要出去？”
“去见个故人。”
孙保田不再问了。他跟了沈砚之十五年，从山海关那会儿就是他的勤务兵。他太了解自家师长的脾气——沈砚之说“故人”，那就是一定要见的，不管外面下刀子还是下炮弹，谁也拦不住。他转身去马厩牵马，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忍不住叮嘱了一句：“师长，听说城西那边不太平，孙传芳的溃兵还没清干净。您一个人去，要不多带几个弟兄？”
“不用。”
马是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跟了沈砚之五年，从护国战争的川南火线到北伐的汀泗桥恶战，人伤过，马没伤过，沈砚之说它是“福将”。他翻身上马，动作利落得不像一个年近不惑的人。孙保田站在营房门口，看着那一人一马消失在长街尽头的暮色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想起十五年前在山海关，沈砚之的父亲沈云阶也是这样一个人骑马出去，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摇摇头，把这个不吉利的念头甩掉，转身回了营房。
金陵的冬夜来得又急又沉。沈砚之策马穿过鼓楼，绕过玄武门，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在空旷的街巷里激起一串清脆的回响。南京城还没有从战火的余烬中完全苏醒过来，街上行人稀少，偶有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匆匆走过，缩着脖子，对那个骑马的军官视而不见。城西一带更是冷清，沿街的店铺大多关门闭户，门板上还贴着孙传芳时代的戒严布告，纸已经泛黄，边角被风撕得参差不齐。他在一处巷口勒住马，翻身下来，把缰绳系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
巷子很窄，窄到两个人并肩走都嫌挤。两边的墙壁是明代的青砖，砖缝里长满了青苔，经冬不死，在夜色里泛着幽暗的绿光。脚下是碎石铺的路，缝隙里积着前几日下的雨水，踩上去滑腻腻的。他放慢了步子，不是因为路不好走，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来整理此刻的心绪。这条巷子他走过。不止一次。上一次走是十二年前，那时候他还是个刚从山海关逃出来的少年，浑身上下只剩一柄短剑和半块干粮，是那个人收留了他，给他换了干净衣裳，给他熬了一碗热粥。他记得那个人手腕一抖多倒了半杯茶，笑着说“茶满欺人，酒满敬人”。他记得那个人坐在窗前弹琴，弹的是《广陵散》。嵇叔夜临刑前抚琴一曲，说“《广陵散》于今绝矣”。那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