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沈砚之站在南京下关码头，看着江面上飘着的薄冰，那些冰块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清脆的声响，像是谁在很远的地方敲着一面玉磬。江风吹过来，冷得刺骨，顺着领口灌进去，把他身上那件旧呢子大衣吹得猎猎作响。这件大衣还是三年前在昆明时蔡锷送他的，袖口已经磨出了线头，左肩的位置还有一块颜色略深——那是棉花滩的血迹，怎么洗都洗不掉。那年护国军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三天三夜，他带队突围时左肩中了一枪，子弹从肩胛骨缝里穿过去，差半寸就打中心脏。后来蔡锷来看他，见他大衣破了，二话不说把自己那件脱下来披在他身上。他推辞，蔡锷就笑，说：“你比我年轻，比我扛冻，但你伤比我重。穿着吧，等仗打完了，再还我。”仗还没打完，蔡锷就走了。福冈的冬天比南京还冷，他千里迢迢赶去，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停在码头边的是一艘小火轮，船身锈迹斑斑，烟囱里冒着黑烟，把灰蒙蒙的天空涂得更暗。码头上挤满了人，挑担的、扛包的、拉黄包车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着鱼腥味、煤炭味和劣质烟草的呛人烟气。卖糖粥的老妇人蹲在台阶上，用吴语软软地吆喝着，声音被江风和汽笛搅得断断续续。可沈砚之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那些熟悉的、带着笑意的咳嗽声——程振邦如果在，一定会拉着他去喝一碗，嫌糖太少，再让老妇人多加一勺桂花。
他是三天前接到调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一纸电文，命他率部火速赶赴南京，接受新编。电文末尾盖着总司令部的朱红大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负责签发命令的那位副官的手笔，字迹潦草，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傲慢：“着该部限期抵达，不得延误。”他把那封电文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像是在咀嚼一颗生涩的橄榄。出川的时候跟着他的是两千子弟兵，打武昌的时候还剩一千二，如今站在他身边的，只剩下不到八百人。这八百人里有一半缠着绷带，另一半的军装破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但他们的腰杆是直的。他们站在码头上，任凭江风如刀，排面纹丝不动。这支部队，从山海关打到金陵，从共和打到北伐，溃散过三次，又重建了三次。每一次他都以为自己撑不下去了，但每一次天一亮，他又从战壕里爬了起来。
“师长，接咱们的人来了。”副官孙保田凑过来低声说道。孙保田跟了他十五年，从山海关那会儿就是他的勤务兵，现在已经是少校军衔了，但在他面前还是那副缩手缩脚的样子，说话的时候总是垂着眼，像是怕被骂。
沈砚之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码头的石板路上走过来一队人，领头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军官，军装笔挺，皮靴锃亮，腰间佩着一柄中正剑，剑鞘上的镀镍在灰暗的天色下依然亮得晃眼。从步伐到手势，都透着一股在办公室里养出来的骄矜。他走到沈砚之面前，敬了个礼，动作倒是标准，但眼角扫过沈砚之那件破大衣时，嘴角不易察觉地撇了一下。
“沈师长，在下总司令部参谋处何志远，奉命前来迎接。贵部驻地已安排妥当，请随我来。”
沈砚之回了个礼，没有说话。他跟这种人打过太多交道了——总司令部的参谋们，大多是保定军校或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他们穿的是定制的呢料军装，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钢笔，谈论的是克劳塞维茨和-毛-奇。在他们眼里，沈砚之这种从山海关一路打出来的杂牌军将领，不过是运气好没死罢了。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
“何参谋，”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我的部队在码头扎营，需要帐篷、被服、药品。还有，阵亡将士的名册需要上报，抚恤金——”
“沈师长放心，”何志远打断了他的话，笑容依旧客气，语气却不自觉地飘了起来，“总司令部自有安排。不过嘛——贵部千里来援，一路辛苦了，先安顿下来，其他的事，容后再议。”他说“容后再议”四个字的时候，目光从沈砚之肩上的破洞上掠过，停在那个被血浸透又洗淡了的印子上，眼底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不是轻蔑，但比轻蔑更让人不舒服。
沈砚之看着何志远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一个人。蔡锷。那年护国军在川南过年，漫天大雪，他也是这样站在营帐门口，看着蔡锷的背影消失在山道的拐角处。蔡锷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砚之，我走之后，你一个人要撑住。”他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蔡锷说的不是川南，不是护国军，不是任何一场具体的仗。他说的是这整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