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内。六月的东京像一口被文火慢炖的铁锅，闷热而潮湿，窗外的蝉鸣声嘶力竭，仿佛要将整个夏天的绝望都倾注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官邸的建筑风格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混合——西洋式的花岗岩外墙包裹着和式的木质结构，像一件不合身的西装套在一具枯瘦的躯体上。东条英机坐在二楼书房的真皮转椅中，那椅子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弹簧早已老化，每次他挪动肥胖的身躯，都会发出一声疲惫的**。
他正在翻阅陆军航空本部调查课特别调查班呈报的美军在华部署B-29轰炸机情报。那份情报厚得惊人，像一本沉重的死亡预告书，封面上印着“绝密“二字，朱红色的印章像一滴干涸的血。经过半年时间，调查班已把美国这款超远程重型轰炸机从研制、生产及向远东调动等情报尽可能搜集到位——那些间谍像一群在黑暗中觅食的老鼠，从西雅图的波音工厂到加尔各答的临时基地，从珍珠港的舰船动向到成都郊外的机场建设，一点一滴地拼凑出这个庞然大物的轮廓。情报中夹着几张模糊的照片：银白色的机身在跑道上滑行，翼展宽得像一座桥梁，四台引擎喷吐着蓝色的火焰。东条英机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捻起一张照片，凑到台灯下细看，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缝，像一位在审视天敌的毒蛇。
在追随自己的盟友——海相岛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总长，共同取代杉山元和永野修身后，东条英机总算实现了他梦寐已久的陆海军一元化领导。那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像一位终于登上山顶的登山者，却发现山顶上只有更猛烈的风暴。他试图弥补海军和陆军脱节不对付导致的政略和战略短板——那些短板像一道道溃烂的伤口，从珍珠港事件后就一直在流血：海军想打太平洋，陆军想打中国；海军要航母，陆军要坦克；海军骂陆军是“马粪“，陆军骂海军是“海鳖“。但整合两方势力非常吃力，两边照旧谁也不服谁。岛田繁太郎虽然挂着军令部总长的头衔，在海军中的威望却远不及山本五十六或古贺峰一，他的命令出不了东京湾，就被联合舰队的那些少将中将们阳奉阴违。东条英机常常在深夜里听到陆军省和海军省之间的电话争吵，声音大到隔着走廊都能听见，像两群在争夺腐肉的野狗。
东条英机倒很清楚裕仁愿意授予他大权的根本原因。那位坐在皇宫深处、很少公开发表意见的天皇，像一位高深莫测的棋手，每一次落子都经过深思熟虑。裕仁要的是清除在华美军空军基地，防止美国人对本土实施远程轰炸——那是帝国最后的底线，是“神州“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因此东条强势压制反对声音，像一位用铁腕捏碎鸡蛋的暴君，推动进攻印度英帕尔和集结重兵在中国战区发起一号作战。英帕尔是切断中印联系、与德国中东军团会师的关键；一号作战是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军在华机场的行动。这两场战役像两把钳子，试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碎盟军的战略包围。他以巩固来之不易的权位，并保障那个秘密计划继续推进——那个“秘密计划“是他最后的赌注，是帝国在绝境中翻盘的唯一希望。
但最近以来的不利局势使他心态发生一些微妙变化，战略上开始趋保守。塞班岛的危急电报像一记记重锤，敲打着他脆弱的神经；英帕尔的泥泞中，牟田口廉也的部队正在饿死；一号作战虽然推进顺利，却像一把刺入棉花堆的刀，无法迫使重庆政府投降。原本计划投入一号作战的关东军被他收了回来留作后手——那是帝国最后的精锐，是防止苏联参战的盾牌，他像一位吝啬的守财奴，死死攥着这最后一点家底。在畑俊六再三谏言下才拨了一小部分南下支援作战，那种“拨“带着一种割肉般的痛楚，每一师团都像从他身上剜下一块肉。
放下B-29轰炸机情报后，东条英机又拿起桌上马里亚纳塞班岛方面刚刚传来的求援电报看完。那电报是斋藤义次发来的，字迹潦草，语气绝望，像一封遗书：“敌军登陆部队已达数万，舰炮猛烈，战机遮天，我军伤亡惨重，请求立即增援，否则塞班岛危在旦夕。“他意识到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那火山不是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正在喷发的地狱之门。塞班岛若丢掉，绝对国防圈将受到直接威胁，B-29将获得直飞本土的前沿基地，东京、大阪、名古屋将暴露在***的暴雨之下。处置不当也会动摇自己尚不稳固的权利基础——那些反对势力，那些被他排挤的陆军元老和海军少壮派，正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在暗处窥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