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有资料显示黄显声也是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人物，可是，莫言忘记的是，与王铁汉相同的是，黄显声他们两个人虽然英勇抗击日寇绝不含糊，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执行突围被迫对日军撤离，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绝对不是主动攻击日军。）
再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九一八事变之时，中国东北军是执行不抵抗命令，未战先逃，放弃了无数的重要城镇，在沈阳沦陷之后，国军各部方在东北华北也有率军抵挡日寇。
在沈阳沦陷之前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力量还比较弱小，其基本手段也是联合各方抗日力量来抗击日本，其本身要是敢和日本人硬碰硬的话，不用游击战是必死无疑。
第四：中国土匪容易团结，国共两党貌合神离。
土匪和会道门有许许多多的相似性，这两种武装组织都被世人看成异类，都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复杂且深远的影响，更加全被中国人和外国人忌惮三分。
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比起团结的国共两党，中国土匪和“一盘散沙”的会道门是有无数相同之处，直到抗战胜利结束，中国土匪也没有把自己这个职业的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可是，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土匪可没有会道门这么多“门户之见”，他们乐于跟任何打日本人诸多势力合作，甚至，中国土匪还把这个抗敌政策成为他的生存之道，不知道做了许多与各方势力合作打日本的事情，这点，会道门、国民党共产党三方武装势力只怕都是做不到的！
（不错，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合作和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来抗击日寇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中国人也表面上达到了这个目的，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国共两党摩擦不断，会道门任何保持着自己严格秘密组织形式，这三方势力的合作打日本人从始至终都与中国的“东北易帜”一样，皆趋于表面现象。）
历史就是历史有些事情是不能回避，也是不能抹杀的，在十四年的抗战之中，国共两党不管是真抗日也好，还是假抗日也罢，他们是与日本侵略者都是有“边打边谈”的历史现象在内。
（国民党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他是执行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了“剿共”国民党就和日本人秘密谈判，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人对国民党的支持，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民党至少有三次秘密和日本人和谈――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第二桩：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共产党的势力在七七事变以前还很弱小，日本人根本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根据《延安日记》和国民党资料记载基本上中共卖国有这些具体做法――在延安种植鸦片、在沦陷区与日本人做生意以及专打国军不大日寇，刻意制造国共摩擦，不服从党国领导指挥等等，尤其是新四军，八路军还打过一点日本人！）
不错，蒋介石一开始的的确确是在采用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对付犯境的日寇，不过，同时国军中人还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另外一方面，实力弱小的中共也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来支援抗日，但是，比起中国土匪，抗日时间则是晚了不少，国共两党最精锐的部队居然在互相讨伐对方，主要精力都花在打内战上面，七七事变以前，国共两党都没有把自己的主要力量花在抗日大业上！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双方都承认因为自己的私利必须花大量力气来提防对方，导致自己本身力量是磨损了不少，消耗不少对日战争能力，更加要命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很少联合作战，都想借用日本人之手是消灭对方，很少发生友军救友军的轶事，没有发生借刀杀人的悲剧，已然算是不错了！
第五：中国土匪是抗战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其数量远远高于国民党和共产党！
倘若说，侵华的日本是使用“火海战术”侵华的话，那么，中国人就是用“人海战术”来保家卫国，这样，毫无疑问，想作为抗击日寇的主力，其本身力量人数要多，人数要是只有凤毛麟角那么少的话，是绝对不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土匪和会道门一样成员都会上百万之多，就算说是有几百万和一两千万之多也是绝对站得住脚的，而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号称中国最大和最有实力的党派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两个党派的党员都不如会道门和中国土匪“会员”多。
（根据《民国时期的土匪》记载到了1930年中国土匪的数量保守估计有两千万之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革命军（国军）总兵力约170万人，抗战爆发后，国民革命军（国军）大幅扩编。在民族团结下，原来共产党的红军亦被编入为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组织了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入缅与英军配合作战，痛击日军（驻印军也在印度抗战）。至1945年，国民革命军（国军）共有120个军、354个师，此外尚有独立旅、独立团等，兵力达500万人，）
（八路军的主要构成实际上来自中国工农红军。1925年共产党武装工会、农会分别组织成“工团军”、“农民赤卫队”。1927年中共将秋收起义等的参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后经过长征，红军的主力虽然损失大半，但依然在陕西等地站稳脚跟。
193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共赴国难宣言，声称：“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职责”。1936年中共于陕北苏区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击溃阎锡山七个师。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苏联的强力介入下事变发起人张学良及杨虎城被迫释放蒋介石。事后于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合作相关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4。6万人），以“第八路军”为番号。南京政府提供军费军需支援比照正规国军。
在黄桥事件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饷供给，加上日军对共产党围剿的加强，八路军的根据地范围有所收窄。但后来八路军凭藉其良好的群众基础日益壮大。据中共资料，八路军创造面积达9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的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8月，八路军发展到90多万人。
（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官方与学术研究单位对声称是“抗战中流砥柱”[4的新四军演进与兵力说法一直不一，以1940年底新四军兵力为例，即有1。03万、3。5万支步枪（人）、九万[5甚至逾13万的等等说法[6。对此，部分学者持相当保留态度。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一卷185页，至抗战胜利前夕，华东新四军总兵力为25万人（不含位于中原地区的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4万余人）。）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结束之后，中共的党员是从1万上涨121万人。）
（而也从这个时期经过计算1927年“清党”与1928-1930年间的党员总登记，中国国民党党员人数急剧减少，1931―1937年间，征求党员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收效甚微，至1937年正式党员只有95万余人，且近六成的党员隶属近于虚设的军队党部之中，在战争的冲击下，原本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党员因脱党、投敌以及其他因素而大量流失。
到1939年，战前入党的52万普通党员仅余下28万多人。1939年开始，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除了补充流失党员的空缺外，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二是对内面临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1938年底，蒋介石介石曾提议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立一个大党，被中共拒绝。当时中共允诺不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但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不仅把政权视为国民党一党之物，连民众也要为国民党所独控，不允许其他政党与它争夺民众。蒋介石的理想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当然，蒋介石深知国民党在组织竞争和运动民众方面远不是中共的对手。
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猛增到1940年的80万人，几乎与同期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相等。这更激起国民党的警觉和恐慌。另一方面，三青团势力在1939年以后迅速崛起，并与国民党党机器分庭抗礼。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党机器与体制外的共产党和体制内的三青团势必展开一场激烈的组织竞争。在这场组织竞争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三方争夺的重点。仅就量的扩充而言，国民党是这场组织竞争的优胜者。1939－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30－40万的速度增长。
据1945年底的统计，国民党普通党员已达311万多人，是1937年普通党员数的6倍。如将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计算在内，党员总数超过800万，约为1937年党员总数的5倍。同期三青团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别是124万和121万。800万党员中，军队党员485万，占党员总数的60％。但这些军队党员全部是集体登记入党，没有实际组织活动。在考察国民党组织规模时，通常不将军队党员计入在内。其次，海外党员所占比例甚少，对国内党务亦无影响。故代表国民党实际组织力量的是国内普通党员数量。）
面对日本侵略者如此可怕的战争对手，测量中国哪支武装力量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力量，抗敌人数无疑是成为衡量最强大的抗日力量一个重要指标，绝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1927年到1945年结束，无论怎么计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党员人数都是不可能比中国土匪和会道门多的，先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中国土匪和会道门是没有资格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吗！？
众所周知的是，从1927年国共两党分家之后，国民党和中共就是时时刻刻处于对立面，就算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也是如此，国共两党排斥异己，为了消灭对方，他们是收编了大量的中国土匪和会道门，扩充自己的力量，来打外战和内战，而中国土匪却没有这么做，在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土匪的势力大打折扣，国共两党则迅猛发展，不过，就算是如此，国共两党的党员还是没有中国土匪的数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