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新礼》初颁之后，朝野关于最高礼制大典封禅之礼的争议四起、众说纷纭。封禅作为帝王告功于天地、彰显盛世正统的最高盛典，源起先秦、兴于秦汉，但历代古礼记载繁杂歧义、规制不一，自秦始皇封禅以来，历朝对封禅仪轨、礼仪流程、规制等级始终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贞观七年之后，朝野围绕泰山封禅大典的礼制争议愈演愈烈，旧有礼典无法统一众议、解答礼制疑难，由此，二次修订《五礼》、完善全套礼制体系被正式提上朝廷核心议事日程。
为彻底规整天下礼制、终结礼仪混乱，唐太宗再度委任房玄龄、魏徵、王珪等当朝核心重臣总领修订事宜，同时征召当世顶尖儒学大家、史学名家参与编纂，其中颜师古、孔颖达、李百药、令狐德棻等一代鸿儒悉数入局，以渊博学识考证六经、溯源古礼、厘定新规。
历经数年精修完善，贞观十一年（637年）三月，房玄龄、魏徵率诸臣进献全新修订完成的《新礼》，共计一百三十八篇。丙午日，唐太宗正式下诏，将新版《贞观新礼》颁行全国、普天通行。太宗在颁礼诏书中阐明修礼宗旨：广召天下贤才、搜求隐逸名士，深究六经奥义、撷取三代礼乐精华；凡是古代礼制荒废残缺者，择优修复完善；凡是乱世新声、奢靡俗乐扰乱正统雅礼者，悉数矫正革除。此次修订博古通今、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彻底确立了大唐正统、完备、规范的礼乐礼制体系。
除完善国家大典、朝堂礼制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以礼移风易俗、教化万民，将礼乐制度下沉为社会治理、规整人伦的核心准则，以礼制整顿民间风俗、规范人伦纲常、重塑社会秩序。
据《贞观政要·礼乐》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太宗曾对左右侍臣明确阐述礼乐教化的核心理念：佛、道二教本意皆是劝人向善、教化众生，绝非让僧尼、道士妄自尊大、逾越人伦礼法，端坐接受亲生父母跪拜。此类乱象悖逆人伦、违背礼法、败坏世风、紊乱经义，必须严厉禁止、彻底革除。太宗随即下诏明令，僧尼、道士必须恪守人伦孝道，照常向父母跪拜尽礼，严禁宗教身份凌驾于世俗礼法之上，以皇权礼制规整三纲五常、净化社会风俗。
在太宗的治国理念中，礼乐绝非单纯的歌舞仪轨、表面形式，而是偃武修文、治国安邦、教化天下的根本大道，是维系王朝秩序、安定人心、淳化风俗、巩固统治的核心制度。贞观一朝大规模的礼乐革新、礼制修订、乐舞创制，不仅彻底扭转了隋末以来礼崩乐坏、制度残缺的乱象，完善了王朝典章体系，直接推动了政治清明、文教鼎盛的贞观之治全面繁荣，更催生了初唐礼乐学术的蓬勃发展。
朝野上下研礼、究律、治学之风盛行，礼乐经学成果丰硕。除官方定稿颁行的《贞观新礼》外，朝野学者深耕《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典籍，涌现出大量经学研究著作。其中魏徵潜心研究礼制义理，著有礼学手札二十篇，见解精深、贴合治道，深得太宗赏识，被朝廷珍藏于宫中秘府，作为官方礼制参考典籍。音律领域同样成果斐然，音乐学家张文收深耕音律乐理，著成《新乐书》十余篇，考证音律源流、规范雅乐规制，是初唐极具权威性的音律学名著，与大唐新乐、贞观新礼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初唐礼乐文明的鼎盛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