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攻克高昌，拔除丝路咽喉。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是丝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人口三万，胜兵万人，本为汉朝屯田旧地，汉魏以来与中原联系密切。唐初，高昌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商使，侵扰伊吾、焉耆，劫掠来往商旅。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命侯君集率军远征，次年攻破高昌都城，麴文泰惊惧而死，其子麴智盛出降。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州，派驻官吏，推行州县制，直接管辖这一丝路要冲。
第三步，平定西突厥，彻底消除西北威胁。贞观年间，西突厥内部因汗位继承问题发生分裂，乙毗咄陆可汗与咥利失可汗相互攻伐，势力渐衰。李世民抓住时机，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之策，扶持亲唐势力。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将阿史那社尔率军平定龟兹，西域震骇，西突厥属部纷纷归降。至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最终平定西突厥，但其基本态势在贞观末年已然奠定。
平定西域后，唐朝正式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设立在龟兹（今新疆库车），统辖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即著名的“安西四镇“，总辖西域军政、管理丝路商贸。唐朝派驻军队镇守沿路要塞，每镇驻军数千，维护商路治安，剿灭匪盗，保障商旅安全。同时，在丝路沿线大规模修缮古道、设立驿站、配置车马、保障补给，打造起安全畅通的商贸廊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至安西，沿途驿站相望，“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驿马充足，行旅便捷。
自此，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彻底摆脱战乱与劫掠干扰，中断多年的中西通路全面复通。西域各部族纷纷遣使与唐朝通好归降，于阗王尉迟屋密、焉耆王龙突骑支、疏勒王裴绰等先后入朝，贡献方物，请求册封。唐朝也在沿路大规模修缮古道、设立驿站、配置车马、保障补给，打造起安全畅通的商贸廊道。西域商人沿着丝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经商，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农具等物产也通过丝路远销西域，最远可达波斯、大食、拂菻（东罗马帝国）。据《册府元龟》不完全统计，贞观年间，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朝贡达百余次，每次使团往往伴随庞大商队，贸易规模空前。
四、制度创新：建立完善的民族贸易管理体系
为规范民族贸易、保障商贸有序开展，贞观一朝还专门建立起完善的民族贸易管理体系，以官方机构统筹商贸事务。
互市监的设立与职能。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对隋朝遗留的交市监进行改制，正式设立互市监，作为掌管中原与番邦民族贸易的专职机构，隶属少府监，设监一人、丞一人、录事一人，以及府、史、价人、掌固等属官若干。其职责明确而全面：一是规范交易流程，制定互市时间、地点、程序，防止无序竞争；二是维护市场秩序，查处欺诈强买、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三是核定商品物价，以官方定价防止价格操纵，保障双方利益；四是保障商旅安全，协调边防驻军，维护互市场所治安。互市监的设立，标志着唐朝民族贸易管理进入制度化、专业化阶段。
地方互市的推广。朝廷出台政令，鼓励地方各级官员主动牵头、积极开展官方与民间互市贸易。在沿边各州，如幽州、营州、朔方、凉州、兰州、鄯州、松州、戎州、交州等地，先后设立互市场所，形成覆盖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南方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以营州（今辽宁朝阳）为例，为东北诸族互市中心，室韦、靺鞨、契丹、奚等族商人在此交易马匹、皮毛、人参、珍珠，换取中原丝绸、铁器、粮食。以交州（今越南河内）为例，为南海贸易门户，林邑、真腊、扶南及南洋诸国商船在此停泊，交易香料、象牙、犀角、珍珠，唐朝则以丝绸、瓷器、铜器回易。
长安西市的国际化。作为唐朝都城的长安，更是成为全国商贸核心与中外交流枢纽。长安城东西宽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米，周长三十六点七公里，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峰值超过百万。朝廷特意在长安西市开辟专属区域，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外国客商的集中交易场所。西市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内设“市署“管理日常事务、“平准局“调节物价、“常平仓“储备赈济，街道纵横交错，划分为二百二十个“行“，每个行当专营一类商品。
西市配套完善的商贸设施：邸店（仓库兼旅馆）遍布，供商人存货住宿；柜坊（金融机构）兴起，提供汇兑、借贷服务；波斯邸、胡商酒肆林立，异域风情浓郁。朝廷实行包容的交易政策：外商入市，免缴城门税；交易完成，仅征低额市税；纠纷诉讼，依唐律与各国习惯法并行处理。据《长安志》记载，西市内“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常年居住的外商数以万计，来自波斯、大食、拂菻、天竺、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数十国。
在李世民的开放政策下，长安迅速崛起为当时世界上规模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外商人云集、各地物产汇聚。城内东西两大商业区各设二十二个商业行当，涵盖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肉行、鱼行、米行、麦行、果行、菜行满足日常所需；绢行、布行、绵行、绮行供应衣被；药行、卜行、棺行应对生老病死；铁行、铜行、金银行经营五金；笔行、墨行、纸行、书行服务文人士子。货栈、店铺鳞次栉比，商贾行人络绎不绝，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一派繁华富庶的商贸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