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世民看来，山东崔、卢、李、郑四大家族，虽家族世代衰落、早已无往日权势，却依旧依仗昔日门第底蕴，狂妄自大、自命清高，自诩正统士大夫；更甚者，在与其他家族联姻时，大肆索要巨额聘财，将婚姻等同于市场交易，唯利是图，既败坏社会风俗，又扰乱儒家礼仪纲常，导致社会等级轻重失衡、尊卑失序，这样的旧门阀秩序，必须彻底改革。
随即，李世民正式颁布诏令，任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四大重臣牵头负责，主持全国姓氏刊正、谱牒修撰工作。他明确提出修撰原则：全面搜集天下各地家族谱牒，同时参照历代史书传记考证真伪，剔除虚假浮华的门第标榜，核定世家大族的真实源流；对忠君爱国、有功于大唐的家族褒奖晋升，对悖逆叛逆、祸乱朝政的家族贬黜降级，以此为标准，编撰全新的《氏族志》，重新划定天下氏族等级。
然而，牵头修撰的高士廉等人，深受传统门阀观念影响，未能真正领会李世民重修《氏族志》的核心政治意图，依旧固守旧有的门第标准，将传统山东士族中的黄门侍郎崔民干列为《氏族志》第一等，完全延续了山东旧士族的社会等级排序。初稿呈上后，李世民看后勃然大怒，对高士廉等人大加斥责，明确指出此次修志绝非单纯梳理氏族源流，而是要打破旧有门第偏见，重构符合唐初统治秩序的氏族等级。
随后，李世民严令高士廉等人重新刊定，确立了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核心准则，彻底摒弃以往以家世血统、传承久远为标准的旧观念，将官员当下的官职高低、爵位品级、对大唐的功勋贡献，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唯一依据。
高士廉等人谨遵旨意，重新修订《氏族志》，最终定稿：将当朝皇族李氏列为第一等，彰显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外戚位列第二等；原本被列为首等的山东士族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全书共计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彻底颠覆了传统氏族排序，将当朝官爵高下作为划分门第等级的核心标准，这份全新的《氏族志》最终得到李世民的认可，正式颁行天下，成为全国公认的氏族等级依据。
唐太宗李世民主导重修《氏族志》，绝非简单的姓氏排序、门第划分，而是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秩序革新。其根本目的，就是借助官方修志的权威，全面提高李唐皇室、外戚、关陇世族，以及庶族出身的功臣官僚的门阀地位，让这些新兴统治集团的社会门望，得到全社会的官方认可，彻底打破山东旧士族对社会名望、门第等级的垄断。
这一举措，是李世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旧有门阀观念的一次彻底胜利，其实质是以关陇军事贵族为核心的新兴门阀观念，取代山东传统旧世族的门阀观念，重构适配唐初政治格局的社会等级秩序。从客观影响来看，重修《氏族志》有效提升了唐初新兴统治集团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削弱了山东旧士族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强化了皇权权威，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凝聚统治阶层力量，都有着极为深远的积极意义，也为贞观之治的推行扫清了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障碍。